顾昭然关于开设“女史”选修课目的提议，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在特定的圈层中激起了远比预期更为复杂的涟漪。这已不仅仅是学术之争，更牵动了朝堂格局、世家利益与后宫风向。
兰蕙轩内的交锋并未因郑徵羽的介入而彻底平息。王昭容表面偃旗息鼓，背地里却通过家族渠道，将“《璇玑录》可能暗藏舆图、崔令纾结交寒门、意图不明”的流言，更巧妙地散播出去。同时，她亦修书家中，直言崔氏女风头过盛，恐影响王氏未来在三皇子府中的地位，恳请父兄早做筹谋。太原王氏家主王擎苍接到女儿书信，沉吟良久。他虽多方下注，但若能提前剪除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，自然乐见其成。他授意门下，在士林清议中，开始隐晦地贬低女子过度涉足经世之学，试图从舆论上削弱崔令纾和“女史”课程的影响力。
然而，郑徵羽的动作更快。她在《清流报》最新一期中，开辟“巾帼撷英”专栏，首篇便以饱含赞许的笔触，介绍了前朝几位辅佐君王、安定社稷的贤后才女，并点评道：“女子之智，不在其力，而在其心，在其识。若能明理晓义，其裨益家国，岂逊于男儿？”她并未直接提及当下任何一人，却巧妙地抬高了有才学女子的地位，为“女史”课程的设立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。同时，她暗中调动歌姬，将一首称颂女子才德的新童谣，于市井间传唱，其影响力悄然渗透。
安阳公主萧云璎得知“女史”一事后，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扩大自身影响力、为七皇子争取更多士林好感的契机。她再次于府中设下小宴，此次邀请的，除了关系紧密的世家女眷，还有几位在翰林院、国子监任职、其夫人与她交好的官员。席间，她不仅展现音律才华，更在与夫人们闲聊时，屡屡提及“女子明理方能相夫教子、稳固家邦”的观点，并盛赞顾昭然先生有教无类、崔令纾才学堪为女子典范。她以公主之尊、才女之姿，将“女史”课程的意义，提升到了“稳固家邦”的高度，其言论通过这些官员及其夫人，悄然影响着士大夫阶层的看法。
后宫之中，暗流亦因此事而涌动。
淑妃郑漱兰很快得知了顾昭然的提议。她资助“女史编修”本就是为了影响史笔，岂容寒门学派另起炉灶，脱离她的掌控？她立刻召见心腹，命其加大对她所控“女史”项目的投入，并设法拉拢、分化可能参与顾昭然项目的女子。同时，她再次前往椒房殿“探病”，言语间“忧心”地表示：“听闻宫外如今盛行女子论政，竟还要开设课程，编纂史册。这……祖宗家法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如此张扬，恐非福事。皇后姐姐还需劝诫诸位皇子，莫要被些虚名所惑。”她试图将此事与“祖宗家法”对立起来，给皇后和诸位皇子施加压力。
皇后裴望舒本就因儿子们争斗心力交瘁，淑妃的“提醒”更让她心烦意乱。她深知此事牵扯甚广，一边是太后的态度（太后王漱溟本人便是才学出众的上届宫斗冠军），一边是儿子们可能借此拉拢寒门或世家，一边还要应对淑妃的步步紧逼。她无法明确表态，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，连带着对负责“女史”课程筹备的崔令纾，也生出几分复杂的观感——此女才名太盛，恐是祸非福。
而真正超然其上的，是太后王漱溟。她通过宫中旧人，对各方动静了如指掌。对于“女史”课程，她不置可否，只在每日抄写《金刚经》的间隙，对身边老宫人淡淡说了一句：“女子有才，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端看这才学，是用来锦上添花，还是用来……焚琴煮鹤。”她洞悉一切，却冷眼旁观，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戏码。唯有在经匣夹层中新添的一页密报上，记录了她对崔令纾在此事中表现的评估。
鸿都学府内部，亦非铁板一块。
寒门学子大多支持“女史”课程，认为这是打破世家对知识垄断、彰显学府兼容并包精神的又一举措。而部分出身世家的学子，则受家族影响，对此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，认为女子当以贞静贤淑为主，过度追求才名，有失体统。双方在学堂、斋舍间，难免又生出口舌之争。
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中，崔令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她身处风暴中心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。王昭容的暗箭，淑妃的掣肘，皇后的疑虑，士林的争议……都汇聚到她身上。然而，她也看到了郑徵羽的援手，安阳公主的推动，以及顾昭然和许多寒门学子的支持。
这一日，她应邀前往顾昭然的无涯斋，商讨“女史”课程的具体纲要。令她意外的是，斋内并非只有顾昭然一人。
一位身着六品女官服色、气质干练的中年女子已在此等候。顾昭然介绍道：“这位是司籍司的袁女史，精通典制，博闻强识，对历代女子著述、事迹颇有研究，特邀她参与编修讲义。”
袁女史向崔令纾行礼，态度不卑不亢：“下官袁芷，久仰崔博士才名。”崔令纾还礼，心中明了，这位袁女史恐怕是皇帝或是宫中某位势力（甚至是太后）安排进来，平衡各方影响的棋子。
更让她惊讶的是，郑徵羽也翩然而至。她今日依旧是一身素雅，却带着几分锐气：“顾师相邀，徵羽岂敢不来。这‘女史’编修，关乎女子清誉与未来，断不容某些人将其作为党同伐异之工具。”她这话，显然是针对淑妃和王昭容背后的势力。
小小的无涯斋内，汇聚了寒门领袖、世家才女、宫中女官，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利益。顾昭然主持讨论，旨在求同存异，编撰出一部能相对客观、展现女子多元才华与贡献的讲义。然而，讨论过程中，分歧立现。
袁女史倾向于收录更多符合传统妇德规范、辅佐夫君、教化子女的贤妇烈女事迹，强调其“内助”之功。郑徵羽则坚持应加入那些有独立见解、甚至在某些领域不逊于男子的才女、侠女、乃至有争议但影响深远的女性人物，展现女子的“才智”与“力量”。崔令纾则居中调和，既肯定传统价值，也主张展现女子在文学、艺术、经济、乃至幕后政治中的多元角色与智慧。
“女子之存在，非仅为衬托男子，亦有其自身之光辉。”崔令纾轻声道，“这‘女史’，当如一面多棱之镜，映照出千姿百态，而非单一之影。”
争论，妥协，再争论……她们为一个人选的增减，一段评语的措辞，反复斟酌。这不仅仅是编修讲义，更是一场关于女子定位、话语权与历史书写的无声博弈。
当崔令纾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崔府时，夜色已深。她坐在揽月阁中，回想今日无涯斋内的情景。那些身份各异、立场不同的女子，为了“女史”这一共同的目标，激烈交锋，又艰难求索。她们有的为理想，有的为利益，有的为责任，动机各异，却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，在这由男性主导的世界里，勾勒出属于女性的轨迹。
她铺开纸笔，并非编写讲义，而是开始勾勒一幅新的图画——不再是漕运舆图，而是一幅《群芳谱》 草图。上面有执笔清议的郑徵羽，有深宫弄权的淑妃，有超然物外的太后，有周旋联姻的安阳公主，有看似天真实则精明的王昭容，有沉稳干练的袁女史……甚至还有那些默默传递消息的宫女，经营家族产业的妇人。每一个女子，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影响着这个时代。
素手纤纤，亦可织就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。尽管这片天空下，依旧乌云密布，风雨欲来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目光落在窗外无垠的夜空上。这条路注定艰难，但既然选择了，便只能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