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四见秦孝公
一般认为当时的秦国非常小弱，全靠着商鞅实行变法，才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。但事实上秦在春秋中晚期就是西陲大国，秦穆公曾经称霸西戎，并且东向和霸主晋国多次对战。战国前期，从秦怀公到秦惠公等数代，内乱频仍，才略微有所衰弱。商鞅出生前后，秦国是秦献公在位，而这个时候魏国经过魏文侯、武侯两代的繁荣，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公元前364年，秦军大破魏军于石门（在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），斩首六万，乃是战国时代秦国对东方各国的第一次大胜利。
公元前362年，公叔痤曾经领兵大破韩、赵联军于浍水北岸，但随即遭到秦兵的袭击，吃了败仗，公叔痤甚至一度被擒。此后不久，秦献公去世，其子渠梁继位，就是秦孝公。秦孝公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361年，秦又灭掉了位于今天甘肃省陇西地区的豲戎。
因此可以说，秦在当时争霸中原的各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，尤其秦的地理位置比较好，东临韩、魏，南接楚，两面向敌，西、北两面则多为外族小国，便于扩张和发展，比起三战甚至四战之地的韩、魏甚至宋、郑等国，全都要好得多了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时人都把秦国看成是偏远野蛮的外族所建立的国家，关东诸侯盟会从来不通知秦国，一句话，根本就看不起秦国。因此秦孝公才刚继位就下诏求贤，想要振兴国威，让关东诸国不敢再轻视自己。
商鞅听说了这件事情，就离开魏国来到了秦国，他这次找到的推荐人乃是秦孝公的亲信景监，此人官职不高，或许能力也不算强，却很得孝公的信任，所以当时秦国的贵族们都不大看得起景监。商鞅通过景监的介绍得以见到秦孝公，这竟然也成为后世很多人诟病他的一个理由。
据说第一次见面谈话的效果并不好，商鞅讲得口沫横飞，秦孝公听着听着却打起了瞌睡。事后孝公还责备景监说：“你推荐的人尽讲些无用的大道理，我怎么可能任用他呢？”景监就去询问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向国君介绍为帝之道，看起来他的志向并不是以德行包容天下，所以根本就听不懂。”
过了五天，商鞅请景监帮忙，再次见到了秦孝公，这次他换了一套说辞，秦孝公不再打瞌睡了，然而仍然对他的言论不大感兴趣。事后孝公再次责怪景监，景监转过头来也再次责备商鞅，商鞅说：“我这回向国君讲述为王之道，还是讲不通。您找机会再让我去见一次吧。”
于是商鞅换了第三套说辞，第三次和秦孝公对谈。看起来这次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，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：“你推荐的人说得很有道理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官。”商鞅也对景监说：“此次我给国君讲的乃是称霸之道，看他的态度，似乎可以接纳这种言论，我明白他的志向了，下回再见面效果一定更好。”
第四次见面，商鞅完整地阐述了这种“称霸之道”的理论以及实际施行的方法，秦孝公听得很入迷，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往前蹭，和商鞅的距离越来越近。事后景监问商鞅：“你和国君谈了些什么？他非常高兴，愿意重用你。”商鞅回答说：“我起初和国君讲论帝王之道，尧舜之德，国君说：‘那些事情都太遥远了，要成就帝王之业也太缓慢了。贤君就必须亲身做出一番事业来，我怎么可能先打下基础，慢慢等待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，子孙们再成就这种大业呢？’于是我就把最便捷的强国之法告诉国君，国君这才欢欣鼓舞起来。”
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，改革朝政，于是就让商鞅在朝堂上和重臣们商议改革之事。大臣甘龙反对说：“贤君不应该变更已有的法令，因为官吏百姓们都已经对旧法习惯了，很难接受新的事物。”商鞅反驳说：“这种说法过于世俗了。不错，常人是不愿意改变旧法旧俗的，学者是难于接受新鲜事物的，然而对他们只可教化和引导，不能期望他们参与订立国家的大政方针。夏商周三代以礼治国，但三代的礼是不同的；春秋五霸以法定邦，但五霸的法也是不同的。可见变法并非不妥当的举措。”
大臣杜挚也反对变法，他说：“没有百倍的利益，不应该变更法令，没有十倍的功效，不应该替换器物。只要遵循古法治国，就不会出岔子。”商鞅反驳说：“只要对国家有利，不管利大利小，都应该变法。商汤、周武王并不遵循旧法，而能称王于天下，夏桀、商纣没有变更古法，却全都灭亡了。谁说不改旧法就不会出岔子？”
秦孝公听了这一番辩论，点头称赞说商鞅讲得对。于是他排除贵族、重臣们的反对意见，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的高官，让他主持变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