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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转身，在她们绝望和恐惧的尖叫声中，走出了会议室。
身后，有人哭喊着“不要啊！岑总！”，有人在咒骂“戚冉！都是你害的！”。
一场内讧，在饭碗被砸碎的恐惧中彻底爆发。
我回到办公室，锁上了门。
门外，是山崩地裂般的哭喊、咒骂和捶门声。
“岑总！我错了！我真的错了！求您别关托儿所！”
“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”
“戚冉！你把我的工作还给我！我跟你拼了！”
门外已经扭打成一团。
昔日为了共同利益抱团的“战友”，此刻正为了推卸责任而互相撕咬。
这一切，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
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等待的媒体车。
他们还在等着拍我狼狈的样子，等着看我的公司分崩离析。
我拿起手机，屏幕上是我和战略合作伙伴——江总的通话记录。
通话时间，就在半小时前。
电话那头，江总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。
“岑总，我想，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。”
“我投资的是一家有正向价值观、管理稳定的高科技公司，不是一个每天都挂在社会新闻头条的八卦工厂。”
我深吸一口气。
“江总，请您相信我，这只是一场由少数员工恶意煽动的误会。”
“误会？”
江总冷笑一声。
“岑凝，我看过那篇帖子了，也看过下面的评论了。”
“你的员工，说你的公司是‘监狱’。”
“你知道这几个字，对我们即将上市的联名产品，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我的心脏猛地一沉。
“我们法务部的建议是，立刻暂停与贵公司的一切合作，直到你们彻底解决这次的舆论危机。”
“岑凝，我需要看到的，不是你在网上发一篇苍白的澄清声明。”
“我需要看到的是，你作为一家企业的掌舵人，清除内部文化病毒的能力。”
“你连自己的员工都管不好，我怎么相信，你能管理好我们上亿的合作项目？”
他说得没错。
一个连内部都无法统一的公司，在资本市场眼中，没有任何价值。
我看着窗外，声音平静却坚定。
“江总，请给我24小时。”
“24小时后，我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
挂掉电话，我便召开了那场大会。
我点燃了内讧的导火索，但这，只是第一步。
江总要的，不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。
他要的是，一个能让他彻底放心的、稳定而健康的合作环境。
我必须向他证明，我有能力从根源上，彻底铲除这些“文化病毒”，而不只是处理一个戚冉。
我回到办公桌前，打开了电脑。
一份律师函，躺在我的桌面上。
被告人，戚冉。
诉讼理由：捏造事实，恶意诽谤，严重损害商业信誉及我个人名誉。
索赔金额：三百万。
仅仅起诉她，还不够。
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法务总监的电话。
“张律师，准备一下，我要你立刻起草一份全员邮件。”
“邮件内容，第一，公布托儿所是我个人出资的全部证明文件，包括每一笔款项的银行流水，和与新西兰教育机构签订的合同。”
“第二，附上托儿所每日餐食的质检报告，和所有外教的资质证书。”
“第三，把网上那些匿名的、造谣的评论，全部截图，附上IP地址来源。”
我顿了顿，说出了最关键的一步。
“邮件的最后，附上一个电子签名链接。”
“签名的内容是：‘本人已阅读并确认以上全部事实，坚决支持公司通过法律途径，向恶意造谣者追责，并愿意作为公司方证人，出庭作证。’”
电话那头，张律师沉默了几秒，随即明白了我的意图。
“岑总，您这招……太狠了。”
“这是要让所有人，在自保和站队之间，做一个公开的选择。”
“不。”
我看着门外混乱的倒影，冷冷地说道。
“这不是选择。”
“这是我给那些‘无辜’的、‘被煽动’的人，最后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”
“我倒要看看，有多少人是真正的‘无辜者’。”
我挂断电话。
办公室外的哭喊声和争吵声，还在继续。
她们以为，这只是一场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。
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
我接了起来。
电话那头，传来江总秘书冰冷的声音。
“岑总，江总让我提醒您，距离24小时的期限，还剩下最后12个小时。”
“江总说，他看到的，只是一场更加混乱的内讧，而不是解决方案。”
“他对您处理危机的能力，产生了更深的怀疑。”
“如果明天早上九点前，我们看不到能让董事会信服的、釜底抽薪式的整顿方案，合作终止协议，将准时送达。”
我握着手机，手心一片冰凉。
江总不满意。
他觉得，我只是把一个员工推出去当了替罪羊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我看着办公室门上，那些疯狂晃动的人影，又看了看桌上那份还没发出去的律师函。
一个计划在我脑中成型。